领取“痴呆”证 回首“青葱”日
陈安乐
(一)前言
2013年9月中旬,我领取到“老年痴呆证”,也就是北京市给65周岁以上居民,颁发的“老年优待证”,我说“痴呆”并非戏言。七月初,社区通知我去办理此证,工作人员询问我电话号码,我将自己手机及固话号码告知,她不耐烦地讲:“这些号码都没用,关键是要您儿子的手机号码,万一您迷了路,或者倒在街上,别人可以打电话给您儿子,及时救助您老头。”我赶紧赔礼:“真対不起,这是在办老年痴呆证,我还以为办身份证呢,我老糊涂了。”她又补上一句:“将来更胡涂,一个月以后等候通知领证吧。”我沮丧地离开社区办公室,还没领到证,就已经先痴呆了。这位四十出头的女工作人员,像个家庭妇女,我不由自主地嘀咕了一句:“小老娘们,你狂啥?”但也不得不服老,我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八月下旬,我曾给社区办公室打电话催问:“痴呆证办好了没有?”回复是:“还没办好,到时会及时通知您。”那就耐心等待吧。又是半个月过去了,昨天,儿子从青海西宁出差返京,告诉我,一周前,社区给他去电,领取我的痴呆证,他想回京后再说,耽搁了。嘿嘿,痴呆证,痴呆老儿不能亲自领,须由儿孙代领。
可我也曾经年轻过,光亮过,青葱岁月始于高中开始,再之前只能算“豆芽少年”。怀旧情绪弥漫全身,眼前浮现出近半个世纪前的人物与景象:复旦附中的两栋红楼、兵营式的宿舍楼、高中的同班同学、敬爱的班主任郭先生……。干脆穿越时空,让思绪回去一趟。我不想一本正经写:噢,我的老师!噢,我的同学!Oh My God!想用记忆的碎片,来串联生活的花絮、学习的片断、劳动的趣闻、体育的瞬间……。
(二)成长中的烦恼
1.响应他爹号召
时光追溯到1964年12月初,学校依照惯例,召开高一各班新生家长会。同学阿汪的父亲在会上诚恳提出:“在校学生每两周才劳动半天,太少了,缺乏锻炼,建议改为每周至少半天。”会后,班主任郭先生将家长会上的要点、热点传达给全班同学。同学们纷纷表示:“我们刚从宝山县罗店公社下乡劳动两周归来,早已达标;如果再嫌不够,让阿汪去干,谁让他是市劳动局长的公子。”士可杀不可辱,为了捍卫老爹的声誉,自身的尊严,课余时间,阿汪悄不出声地拿起扫帚、拖把,主动清扫宿舍走廊。又是一天下午三点半下课之后,我回宿舍取书,抬头见阿汪又在走廊清扫,只见他圆圆的鼻子上(长得像三毛)冒出汗珠,好可怜呀。我脱口而出:“三毛,辛苦了。”他立即反击:“你长得又瘦又小,才是小三毛呢。”我欲离去,他恳求我:“哥们,咱俩一起干,行吗?”我回答:“真要一起干,我扫走廊,你有种清扫厕所,敢吗?”就这样,我上了阿汪的“贼船”,以后每次清扫,他都会提前约我。
2.支部大姐帮教
我跟随阿汪搞宿舍外卫生的举动,引起班级团支部的关注,到底是靠什么力量支撑的?说心里话,我那有那么高的觉悟,纯粹闹着玩。团支部王书记找我谈话,让我想起半年前,中考结束后,初中班主任带领我们集中学习“胡耀邦在共青团大会讲话”内容,便一段一段地背给她听。王书记岂是好唬弄的?她考上附中前,己是初中班级团支书,资深团干部,她要的是我的活思想与对问题认识。看到我启而不发,她改变策略,让团支部组织委员陈菊敏同学重点帮助我。陈支委可是班里“大姐大”人物,念初中时曾病休过一年,全班年龄最大,人又长得人高马大,做思想工作循循善诱,极有耐心。在她的帮教下,你不好意思不进步。在她多次找我谈话的感召下,我招供了跟随阿汪搞卫生的初衷,跟政治一毛钱关系也没有。没想到她表扬我对团组织忠诚,让我多写一些思想汇报。接下来的一幕富有戏剧性,成了我快速入团的助推器。那是1965年1月的隆冬季节,快放寒假了。凌晨前三、四点钟,我睡得迷迷瞪瞪之际,忽然耳畔传来哗哗的水声,原来厕所的长条蹲坑的水龙头大开,“哪个臭小子拉完屎后,光擦屁股,不关水龙头?”我咕噜了一句,想再入睡已很难办到。因为我住的宿舍靠近厕所,水流声音大;再加上我也憋泡尿,哗哗的水声成了催尿剂。我起床上厕所,同时顺手关掉水阀。过两天给陈支委汇报思想时,顺便简单提及“半夜听到厕所水声,起床关掉,节约资源”,别的一概不提,毕竟男女有别。可是一经团支部宣传,我成“活雷锋”了,里面的泡沫太多了。到了1965年2月,高一下学期开学,语文课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我身旁的同学》,班里不少同学写我,还记得一位这篇作文得高分的男同学,当着我的面高声朗读他的佳作,颂扬我境界高,他宁肯憋着尿床,也不会钻出暖被窝,冒着刺骨严寒去关水龙头。耍我?
3.入团后的松懈
1965年3月21日,班级团支部大会表决,一致通过我的入团申请。不到一个月,上级团组织正式批准我入团。哈哈,我入团了,不用再写思想汇报了,也不会经常被支部大姐唤去训话了。自由了,我有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巴扎嘿。”的轻松感。团支部王书记很快发现我的滑坡,训过我一次。可这将近一年里,我的身高由入学初的1.55米窜到1.67米,原来要仰视她,现在平视也绰绰有余。再加上我也没有大的过错,都是同学,她也不便深说。而这一切,郭先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放松自我受惩罚的那一天终于来到。六月中旬的某日晚上,我在操场跑步进行体育锻炼后,满头大汗进教室。落座后,发现身旁窗户关着,我就随手打开,接着,坐我后排的学姐马上又关窗,并解释道:“我冷,对不起。”我回头看到该学姐穿着长袖春秋装,而班里其他同学都穿着短袖衬衣,当时我居然没有意识到,这是抱病来上晚自习。紧接着,我又把窗打开,并嘀咕道:“冷什么冷?娇气。”这下把学姐说急了,她马上又关窗。我无奈地叹口气,赌气地说她:“真恶劣。”没承想把学姐说得趴桌上哭了。像我这样的混账表现,应该挨揍。支部大姐们告知郭先生。我被传唤到办公室,先生铁青着脸,对我咆哮,我羞愧难言,低头认错,脑子仿佛清醒许多,一下子长大不少。回去向学姐诚恳道歉,开始注意自律,低调做人,搞好团结。又过了两周,临近暑假的一天晚上,两节晚自习中间休息时间,我在教学楼二楼走廊溜达,无意中发现阿汪躲在郭先生办公室的大门外,好奇地问他怎么回事?他轻声告知:“先生找我谈话,我等他火气消下去再进。”我往里瞧一眼,果然先生的脸又铁青了,看来阿汪是挨训老手,都学会掌握火候了。我幸灾乐祸地喊道:“哈哈,你也有今天呀,报应啊!”喊完我就后悔,果然被先生听见了。只见先生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用浓重的浙江味普通话招呼:“汪某某,不用躲门后,你给我进来。”
阿汪现在已定居澳洲,多年才回国一次。回来遇到学友,主动打听:“当年的小三毛哪去了?”别人告诉他:“小三毛流浪到北京去了,早就是老三毛了。”
(三)学业上的压力
1.入学时的差距
复旦附中是上海市著名的市级重点高中,入学门槛高,师资力量强。班里的同学们,大多来自全市各区的重点中学,我却来自杨浦区的一所普通中学。侭管我三年初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年年班里名列前茅,可那只能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学业上的最大差距体现在英语上,“听说读写译”我全方位落后,因为给我们讲初中英语的是代课教师,而且更换频繁。学业上的最小差距体现在数学上,因为给我们当了三年初中班主任的,是位年轻的数学教师,他教了我们三年数学课。那时他刚大学毕业,还没谈对象,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他经常在下午三点半放学之际来到教室,神采飞扬地对大伙说:“同学们,你们最喜欢哪门课?”大伙有气无力的回答:“数学。”“那好办!”他边说边从挎包里掏出厚厚一沓油印的数学课外习题纸,开始发放,并下令:“都给我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做题,5点以前不许离开。”在“被喜欢”、“被做题”的氛围熏陶下,全班同学的数学基础都上来了。
可我这点数学基础,拿来与附中同班同学相比,真算不了什么。看看班上年龄最小的几位男生:属牛的孙同学不但脑袋大聪明,还极其刻苦,真让别人没法活了;另一位属牛的是“冰山上的来客”—瞿同学,家住长宁区天山新村,初中就读天山中学,虽然脑袋没有孙同学大,但转速丝毫不慢,别人戏称他脑袋里装轴承,“滴溜溜”地转。女生中同样巾帼不让须眉,来自市北中学的李同学,文理科全部出众,而且对看不惯的事情,敢仗义执言,不听劝,就吵,吵起来一个顶俩,真是文武全才。
2.适应附中节奏
附中的学习生活是高浓度、快节奏的,从时间安排上来看:(1)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清晨有一小时晨读,然后上午四节课、下午二节课。下午剩余的机动2学时,或做作业或体育锻炼或回宿舍洗衣服,晚上一律回教室自习2学时。(2)周六的安排,与前五天的区别仅在于下午三点半放学可回家,不上晚自习了。(3)周日晚上必须7点前返校上晚自习。
从课程学时安排与进度上看,也有其特色:(1)每天上一节英语课,达周学时6,再加上晨读的英语学习、晚自习中部分时间做英语作业,除周日外,每天须付出2.5学时学英语,远胜于普通中学周学时4的英语学习。(2)课程进度快,期末考试难。上海市教育局对复旦附中放权,教学进度与教学难度自行制定。(3)学习辅助手段多样化,数学有隔日一题,开拓学生思路;晨读时与晚饭前,校广播站播放英语课程录音,锻炼学生听力。
虽然我学习基础薄弱,但跟上附中快节奏步伐,才是正道。我整整化了一学期的时间才适应过来,让我初步尝到“附中学子是怎样炼成”的滋味。
3.铭记恩师教诲
应该说是缘分,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位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数学老师;高中班主任是位经验丰富、业务精湛的中年数学老师—郭先生。共性是都对学生高度负责,区别是教学水平与教学艺术上有差距。从以下几件小事中,可窥视到郭先生的高超教学法。
(1) 高一上学期开始学平面三角函数,先生布置作业、讨论 :正弦函数 Y="Asin(ωt + v)在各种场合下的性质,并绘出各场合下的函数曲线。刚开始同学们都以为简单,真正动手后才知道,此题将振幅、频率、最小周期、初始角等诸多因素统一考虑,完成作业后,便对正弦波、余弦波了如指掌,透析掌握。
(2)高一下学期,我已适应附中学习生活,并有一些自由支配时间。空闲时,我从图书馆借来三角函数习题集,铙有兴趣地做课外题,被郭先生看见了,他满意地点头离去。隔两周,上晚自习时,郭先生来到教室,发现我还在做这本课外书的习题,便摇头叹气,对我说:“没用呀,成做题机器了。”“那怎么学?”我疑惑地抬头问他。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去五角场新华书店购买数学课外读物,有《从杨晖三角形谈起》、《待定系数法》、《论不等式》、《高次方程》,都是数学大家写的科普读物,有利于开阔视野,增加知识面。”我胆怯地问他:“这些书很贵吧?”先生笑答:“不贵,不贵,都是小薄本,一、二毛钱一本。”然后他故意屏住笑脸,问我:“最近偷偷去五角场买咸梳打饼干没有?”我竭力分辨:“没有,没有,自从那次被您当场逮着后,我就改邪归正了。”他大声笑道:“骗谁呀?前天下午我还看见你从四平路方向回校,一边走一边吃。学聪明了,不从邯郸路方向去五角场,改从四平路走,就以为我发现不了呢?少买几包饼干,参考书能买齐。”
(3)高二上学期一开学,郭先生让我报名参加上海少年科技站组织的“高二数学校外学习小组”活动。该小组每周日下午上半天课,我得从地处东北角的杨浦区家中,横跨大半个上海,赶到西南角岳阳路科技站,下课后直接返回附中,很辛苦的。但收获还是不小。给我们讲课的是一位大同中学老师,戴着一副镜片比啤酒瓶底还厚的高度近视镜,简直把数学讲成美学。验证收获的机会有两次,便是附中在1965年10月底、12月初各搞了一次高二数学竞赛,但不排名次、不发奖,成绩内部掌握。第一次竞赛,总共八道题,我看错条件一道题,做错两道题,却自以为都做对了,懒得检查一遍,考试时间刚过半,我便心浮气傲地交卷了,事后遭到郭先生一通臭骂。第二次竞赛,我踏踏实实做题,老老实实做人,大部分题在科技站上课时都见过,会做不算本事。不到竞赛时间的一半,我只剩下一道题还没答,监考教师-----邬老师笑嘻嘻地看着我。邬老师是复旦数学系高材生,1965年毕业来附中任教。当我阅读最后一题时,脑子一片空白,一点思路都没有,这是一道全新的题,简直无从下手。我苦思冥想,在草稿纸上画着,改着,继而又托腮苦思。邬老师每隔十分钟来瞧我攻下该题没有?直到整整为该题化了45分钟时,我终于开窍了,奋笔疾书答该题,邬老师站在我身后,盯着看我一行行写。完成答题后,我抬头看墙上的钟,还有10分钟时间竞赛结束,我想检查一遍,邬老师不由分说地把我考卷收走了,喜悦地说:“不用检查,我都替你查过了,全对,100分。”我发现她比我当学生的还高兴。临离开考场时,我斗胆问:“邬老师,竞赛题是您出题的?”“没错,是我出的。”她爽朗地回答。我来到学校草坪躺下,从心底里感谢郭老师、感谢邬老师,同时也感谢大同中学高度近视眼老师。
(四)结束篇—文革中的迷茫
1966年6月,晴天一声霹雳,十年浩劫开始。郭先生遭迫害进“牛棚”,我们停课游荡,无所事事。当时提出“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文革”前,我上了十一年学,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读到高中二年级,我已适应那套教育。再看我的老师们,无论是毛头小伙—初中班主任,还是经验丰富的高中班主任—郭先生,都在呕心沥血地培育我们,希望我们成材,将来报效祖国。能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吗?抽疯似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倒退,各式各样的人物登台“表演”。
1969年,我离开上海,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成为54万北大荒知青中的一员。以后长期在北方工作、学习、工作,直至退休,逐渐演化成一名北方汉子。时至今日,我年满65岁,领到《老年优待卡》—“痴呆证”,但我没有痴呆,永远忘不了郭先生对我的培育恩情。郭先生己仙逝二十余年了,弟子始终挂念您。先生,您听到弟子的声音没有?弟子在此向您叩拜。(2013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