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强国】一本“宝书” 牵出三代人的“长征”故事
发布时间:2026-10-15 | 来源:学习强国 | 浏览量:
202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盛夏,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图书馆里,新增了一本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精装《毛泽东选集》。这是在“毛著”出版史上有很高史学价值的书,堪称“宝书”。扉页上,有收藏者“苏风”二字钢笔与毛笔双签署名,笔锋遒劲,力透纸背。这两个字背后,藏着一位女红军隐姓埋名、奋力拼搏的一生,竟还牵出了一个跨越三代人接力“长征”的故事。

1948年东北书店版毛选封面
第一代:“红军女杰”陶万荣:“黄毛丫头”和她的血肉长征
一本1948年东北书店精装版《毛泽东选集》,静静陈列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图书馆特藏柜里,它见证过三代人的奔赴,也将见证更多学子“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新长征。
在此宝书上留下“苏风”签名的,正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红军女杰”陶万荣。她是由此宝书引出的第一代人物。

红军女杰苏风签名
陶万荣,女,1916年出生在湖北麻城乘马岗老灌冲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的“红军窝”,出过许多红军将领。1929年,13岁的陶万荣加入共青团,成为乘马区童子团团长;第二年,14岁的她参加红军。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在四川通江成立,17岁的陶万荣出任营长——这是红军第一支由400余名女战士组成的正规妇女武装。
她骑快马、挎双枪,英姿飒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带领全营不怕艰苦,不怕流血牺牲,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完成了上级交派的运送伤员、弹药等任务。在一次战斗中,妇女独立营发起进攻,抓获了几百个俘虏,缴获的武器全部归属妇女独立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长的秦基伟将军,当时是妇女独立营里唯一的男同胞,担任军事教官,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知道,陶万荣是有名的‘假小子’,搞攻防训练,常常是‘假小子’带的那一路占了上风。”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胜利会师。在庆祝大会上,时任红四方面军宣传队长的陶万荣放声高歌《红军会师歌》:“万岁!万岁!我们的会合;轰动全球、全中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来到后台看望演职人员,毛主席热情地夸奖陶万荣歌唱得好。徐向前介绍说:“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黄毛丫头’,不但会唱歌,打仗也勇敢。”毛主席高兴地说:“叫‘黄毛丫头’好哇,你年纪轻会唱歌,又能打仗,这多好哇,今后我就叫你‘黄毛丫头’啰!”从此,“黄毛丫头”这四个字,成为毛泽东对这位女红军独有的称呼。
妇女独立营后来扩编为著名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陶万荣升任团长。这支中国最大的妇女武装,随红四方面军两越雪山,三过草地。
长征胜利结束后,陶万荣没有去延安,而是跟随西路军,开始了艰难的河西走廊征战。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顶仓促召开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将剩下的300余名女红军组织起来,保留妇女独立团番号,由陶万荣团长率部阻击尾随的敌军,掩护左、右支队向新疆、向东面突围。在战斗中,女兵们伤亡惨重,最后终因弹尽粮绝,全部被俘。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童小鹏等赶到南京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救出了陶万荣等。
抗战期间,陶万荣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和抗大的女生队队长,并在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秋天,上级批准她的请求,改名苏风,奔赴山东抗战前线。她用“苏风”这个化名,从一个声名赫赫的“红军女杰”,变成一名普通的敌后战士,先是在山东解放区,后又挺进东北战场坚持革命斗争。建国初期,她在东北地区检察、公安系统担任领导工作。此时,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正值发行,她有幸得到一本,在学习阅读的时候,还签名收藏了起来。
1995年的最后一天,曾任大连市政协副主席的苏风(陶万荣),在大连走完了她80年的人生旅程。临终时,她亲笔写下遗嘱:“我两手空空参加革命,清风两袖离开世界,能够留给党的只有7个孩子,希望他们为党多作工作。”她的老战友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刘伯承元帅夫人汪荣华、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萧华上将夫人王新兰,共送挽联:“挽陶万荣同志,长征老战友,红军女英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慕华为她题词:“红军女杰。”
苏风(陶万荣)这一代人的拼搏,是用血与火、用生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她把“陶万荣”这个名字,连同妇女独立团的战旗一起,插在了祁连山的风雪里;而“苏风”这个化名,则是她为革命需要交出的另一份答卷。
第二代:跨世纪的接力:两位老人信义与学术的长征
这一代人的故事有两位主角——沈秉鑫和余世诚。他们今年都已90岁,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两位退休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做了同一件事:让一本《毛选》和它背后的故事,不至于被时间湮没,使它在新时代的长征中继续发挥正能量。
沈秉鑫:六十三载护宝书,献出宝书为传承。
1963年,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1963级学生的政治辅导员沈秉鑫,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一名学生出于对他的敬爱,将一本1948年东北书店精装版《毛泽东选集》赠予了他。沈秉鑫深知这本书的分量。在此后的六十三年中,无论是在“文革”动乱中,还是在“备战”时从北京仓促迁校山东,再从山东回到北京,几次辗转搬家,他始终将这部书视若珍宝,用一块老棉布包起,妥善保存。
沈秉鑫是该校1956级校友,毕业后留校任教近40年,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退休前曾担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宣传部部长,今年党龄70年。
他一生珍爱图书,尤其珍爱马克思主义原著,收藏多部珍贵版本图书。2026年4月1日,沈秉鑫向校图书馆首批捐赠了14册教学参考书,包括全套1953年版马克思《资本论》,以及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一十周年之际编写出版的全套《解说》和大量批注本。而这套1953年版《资本论》,也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送给他的。
202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沈秉鑫将珍藏多年、保存完好的1948年东北书店精装版《毛泽东选集》和1915年商务印书馆版《辞源》一套(三册)藏书,又郑重捐赠给了母校图书馆。这些赠书都各有重要价值,而这本《毛泽东选集》更具有非同一般的革命文物价值。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图书馆特藏角
岁月无声,书页有痕。自1948年至今已过去了七十多年,这本《毛泽东选集》依然品相完好,深灰色布面封面上,“毛澤東選集”五个凹印金字庄重肃穆,毛泽东侧面浮雕像清晰可见。内封页上“東北書店發行·1948”的红字印刷依然鲜艳。在书的扉页上,还有用钢笔、毛笔双写的“苏风”二字签名,笔锋遒劲、力透纸背。
对于这个签名,沈老师长期没有特别关注,他想可能是一位普通读者的签名留念,于是他在此墨痕旁盖上了一方私印,表示他也曾经阅读和收藏。然而,让沈老师没有想到的是,当年他未曾问及、此后也一直没有弄清楚签名主人身份的这个遗憾,竟牵出了一位“红军女杰”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及一段跨越千里、寻访红色记忆的感人故事。
余世诚:多方考证查真名,彪炳先辈大功勋。
沈老师的遗憾,由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余世诚给化解了。
沈秉鑫将这本《毛泽东选集》捐赠给学校图书馆后,拍下了若干照片,发送给了自己的老同学——党史研究专家余世诚教授参阅。当余世诚看到书页上有“苏风”两个字的毛笔、钢笔签名照片时,这位九旬学者眼睛为之一亮——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签名不简单。
余世诚,1937年出生于河南禹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的前身)本科,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毕业,之后回校任教37年。历任人文及社会科学系主任,讲授过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多门课程,主编了《石油大学校史》《中国石油高教史》,出版有《邓小平与毛泽东》《山东建党史》《史园拾穗》等专著,获“有突出贡献教育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他的学术生涯,本身就是一部“党史园地拾穗”的传奇:
1984年,余世诚在山东广饶发现了陈望道翻译的1920年8月版《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这个发现,让苦寻不得的“第一经”终于浮出水面。他据此撰写的《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传奇》,在《瞭望》《新华文摘》上发表,被18家报刊转载。
1979年至1989年,他展开了探寻中共建党“牵线人”杨明斋生平事迹的曲折历程。从山东平度到北京,再到莫斯科,从老一代革命家伍修权、李培之到曹靖华,从苏联的学者吉塔连柯到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历时十年,终于让这位在历史褶皱里被湮没几十年的重要党史人物,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胡华称这是“党史人物研究的一个突破,填补了一项空白”。
正是凭借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求真精神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余世诚当即捕捉到了“苏风”这个签名背后的历史线索。
他首先要辨认出这两个草书字是“苏风”二字,然后是在自己的知识储备中检索“苏风”这个名字。他还借助网络查询,得到一些模糊的印象。7月中旬的一天,他的学生马宏、孙竹夫妇来到余世诚家中看望老师。师生围坐,话题自然聊到了不久前沈秉鑫捐赠的那本《毛泽东选集》。
余老师从手机上调出一张照片递给两位学生看,那是宝书扉页上“苏风”二字的签名特写照。他说,自己看到这个签名后一直在琢磨,“苏风”是谁?他有一个初步的判断: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精装本《毛泽东选集》本身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印量大、装帧精良的版本,从笔锋走势和书写习惯来看,这位“苏风”很可能是一位经历过革命年代的老同志;而从拥有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这个事实推断,此人大概率是红军或早期革命干部。网上已有资料显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有一位传奇女将叫陶万荣,17岁出任妇女独立营首任营长,长征途中被毛泽东称为“黄毛丫头”,后来在1941年因革命需要改过名字。她会不会就是“苏风”?但余世诚坦言,这只是他的推测。还有一个问题拿不准:到底是“苏风”还是“苏凤”?他在一些资料中看到过两种写法,有的写作“风”,有的写作“凤”,他自己也不敢确定哪一个才是准确的。他尝试使用手机上的AI工具“豆包”,把扉页签名的照片传了上去,让AI辅助识别和分析字迹特征。余世诚笑着说,自己年纪大了,眼神不如从前,有些细节看不真切,就让机器帮忙看看。豆包给出的分析结果是:从笔画的走势和力度来看,“风”的可能性更大。
当然,余世诚心里清楚,AI只能提供参考,最终还是要靠史料和实证来说话。但这个小小的插曲,让马宏和孙竹看到了老师身上一种可贵的品质——一位从事党史研究大半辈子的老学者,面对新技术没有排斥,而是坦然拿来为我所用。这或许也是一种“长征精神”:不故步自封,永远在学习的路上。
余世诚告诉两位学生,他现在最缺的是两个证据:一是确认陶万荣的化名究竟是“苏风”还是“苏凤”;二是找到能够辨认陶万荣笔迹的人,对扉页签名做最终的笔迹认定。考证卡在了最后一环。
马宏和孙竹听完,深受触动。一位九旬老人,为了一个签名耗费了这么多心力,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孙竹当即拿出手机,开始在网络上查找。她的思路很明确:陶万荣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人物,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很可能保存有她的史料和字迹样本。
通过网络查找,孙竹联系上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对方在查阅馆藏档案后确认:陶万荣1941年后的化名确实是“苏风”。同时,博物馆方面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陶万荣1995年在大连逝世,她的家人仍健在。经过辗转联系,孙竹最终获得了远在大连的苏风之子阮晓浒先生的联系方式,并约定当日下午与余老师通话。
从余世诚的学术判断,到孙竹的一通电话,关键环节就此打通——学生帮老师补上了那块缺失的拼图。
当天下午,余世诚与阮晓浒通了电话。他将扉页签名的照片发过去,请对方辨认。阮晓浒当即肯定,此签名正是他母亲苏风所签。随后余老师又得到了苏风女儿阮晓溪的证实。一场历时半个月的“史料长征”,终于在最后一环迎来了光明。
沈老和余老这一代人的“长征”,是用一辈子的守护和“求真”的学术品格走完的。沈秉鑫用六十三年的光阴守住了一件信物,余世诚用半个月的求证还原了一段历史——他们没有走过雪山草地,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不让长征的记忆在时间中消散。这恰恰就是长征精神在和平年代最真实的延续:一步一步走,一锤一锤敲,不达目的决不停下。
第三代:百感交集再相逢:“长征精神”在校园扎根
2026年7月28日,“红军女杰”苏风史料考证暨红色文化传承研讨交流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举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相关会议现场

传承红色文化研讨交流会合影
76岁的阮晓浒从大连专程赶来。他是“红军女杰”苏风之子,大连日报社原新闻摄影部主任。
研讨会上,阮晓浒现场出具了《毛泽东选集》书页上“苏风”签名字迹确系其母亲本人题写的证明,并向学校捐赠家族珍藏的图书、光盘、照片等苏风相关红色史料。他回忆了母亲苏风从少年投身革命、率妇女独立团浴血奋战,到长征路上艰辛跋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各条战线继续为党工作的革命人生。
这一天,沈秉鑫、余世诚、阮晓浒三位老人首次见面,面对那本《毛泽东选集》,手紧紧握在一起,泪花湿润了眼眶——“太好了,这个牵动我们多日的谜,终于找到了最圆满的答案!”
会上,沈老师讲述了他守护宝书半个多世纪以及他捐书的故事。余老师讲述了他考证宝书最早持有者“红军女杰”苏风的故事。会场气氛很是热烈。
这实际上就是由一本宝书引出的三代人相聚、传续红色基因的聚会。第一代参与创造“长征精神”的“陶万荣们”走了,近日获悉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也于7月22日逝世。“女红军”已成为历史,但她们的功绩以及她们参与创造的“长征精神”却彪炳于世,自有后人传承。阮晓浒和沈老、余老他们为传承红色基因作出贡献。而参会的青年师生员工则是当代新的长征接力者。
校党委副书记蒲俊霖向阮晓浒颁发致谢证书,代表学校接收阮晓浒先生出具的苏风签名认定证明及所捐赠的苏风相关革命史料。蒲俊霖在会上说,本次活动是一次“求真”之旅、一堂“铸魂”之课、一次“育人”之举,史料考证让尘封的红色记忆重新清晰起来,也让百年党史变得具体、真实、可感。
这一代人的奔赴,是用老一辈人的记忆对接新一辈人的校园传承、让红色史料真正成为育人素材的奔赴。
阮晓浒带来的不只是母亲的签名证明,更是一个家族对母亲革命一生的深情回望——1995年12月,病危期间的苏风把子女叫到病床前,深情地说:“我参加革命60余载,一生虽多磨难,但自信对党忠心耿耿。我两手空空参加革命,两袖清风离开人世。我死后一切丧事从简。我是从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黄毛丫头’,希望死后能叶落归根。请转告党组织,‘苏风’这个名字是因为革命的需要而取的化名。我的真名叫陶万荣。”这段话,如今由她的儿子,带到了中国石油大学的校园里,带到了青年学子的面前。
2026年,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三代人的奔赴,交汇于中国石油大学校园:
第一代陶万荣,用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又用“苏风”这个化名隐姓埋名大半个世纪——她走的是血肉长征;
第二代沈秉鑫,用六十三年的守护,替那位不知名的老红军守住了她最珍爱的《毛选》——他走的是信义长征;余世诚,用半个月的史料搜集与考证,靠字体辨识、笔迹比对、多方交叉印证,让“苏风”与“陶万荣”在史实中重合——他走的是学术长征;阮晓浒,用家族记忆对接校园传承,让母亲的故事成为青年学子“可以触摸的载体”——他走的是传承长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总书记曾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两次回信,谆谆嘱告我们要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这本宝书以及由它牵出的红色故事,又为学子们的成长提供了好教材。
从战火纷飞到书香校园,从血肉长征到精神接力——几代人的奔赴从未中断。当亲历者尽数远去,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这群“后来者”用各自的方式完成的这场接力,本身就是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延续。
详情见链接:
(编辑 王以静)
